经济趋势走向

我对于国际问题的认识不是靠书本，而是用脚形成的。主要是得益于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有机会七次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或者开会，通过灰狗、铁路、租车、免费搭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几乎跑遍了美国，不仅有机会对热点问题进行跟踪、直接观察美国的经济社会变迁，而且有条件与各色人等，特别是非主流做大量交流。90年代初期，还曾经在苏联解体之后，自费考察了七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此外，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认识，如欧洲、拉美和南亚，近年来也有机会采取直接观察的方式。

一、冷战以后美国的战略调整

（一）美国的战略调整

对于美国问题的认识，其实应该是对国际问题认识的前提，因为目前在经济上已经客观形成了以美国主导世界经济、以美国资本为主推进全球化的局面。苏联解体后在政治上也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宰的单极体系。唯美国有条件实行单边主义，让这个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感到威胁。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关于权力谁都知道的常识。当权力客观上可以不受制约的时候，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必致腐败；同理，当美国的世界性权力不受制约时，必然导致国际社会秩序的混乱。这才是对世界真正的威胁。最近英国一个议员对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批评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当狼要吃羊的时候，你还能问狼有什么理由吗？

二是过剩资本推动的资本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这是有很多争论的问题。客观地看，世界当然是不平衡的，各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当然是明显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相应制度当然也是不同的。除了少数资源禀赋特殊的国家（如主要石油生产国）之外，正在推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当然难以按照自由贸易的原则构建内部制度。这也是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认同多元体系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反殖民地运动中崛起的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基本都是以主体民族认同独立这种民族主义为动员、以战争为手段形成的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大凡有所发展的，无论宣布什么主义，实际上几乎都得靠某种内部集权制度，才能够有效地集中国家资源，将其投入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旦完成原始积累，形成产业，接着就必然进入资本化阶段。而资本的全球化却意味着欧洲、美国、日本的过剩资本自由进入其他民族国家，占有本来属于各国民族资本通过资源资本化获得的资本收益。这就是资本建制权的实质。

如果世界不得不接受这种西方过剩资本来化全球的过程，客观上就会出现一个资本最过剩的国家建立单极霸权，按照资本的需要和各国资源禀赋对各个民族国家重新洗牌，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调的所谓建立新秩序的实质。

这也带来各种次级大国资本与单极霸权国家重新争夺资源富集地区的冲突。最具军事强权地位的美国的捷足先登，客观上会威胁欧洲和东亚产业资本的生存，而这两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地区不得不越来越依赖进口能源和矿产资源才能发展。

《外交事物》今年3月发表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的文章《不得不帝国主义》，也试图对美国的全球霸权给出合理性解释。

我们搞经济研究的人一向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动员国民、整合资源的工具。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美国人的角度，可能会理解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同上帝保佑阿美利加这样一个观点，是上帝创造的历史赋予美国人这个机会。尤其是当美国被包装成自由、民主、讲人权的国度，并且将反恐、反暴力、解救全世界等这些新教精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数民众是愿意认同的。为什么在反恐问题上布什得到如此高比例的社会认可？这和在美国人内心深处的这种意识有关。

有一位智者指出，当冷战时期，也就是存在世界两极的时候，尽管双方的理念不同，手段不同，但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当时，苏联、东欧是一个与西方对立的阵营，它有极大的核武库，核武器的数量是美国的两倍。在这两大势力集团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谁都不敢贸然使用手中可以造成人类毁灭的核武器。

在苏联、东欧这个阵营中，苏联作为晚进工业化国家，只能以集中统一的方式来控制以社会主义阵营为名的本系统的全部资源。于是它就要树立起某种理念作为本系统的基本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所树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不同。但苏联在集中统一、有限主权论的理念之下，所采取的行动就是一种对老牌帝国主义行为的复制：以国家的名义直接使用军队，比如苏联对阿富汗的战争，也包括20世纪50年代对匈牙利、60年代对捷克、70年代初对中国的关系的处理。这些军事行动，相对于它秉承的理念是正常的。而中国和其他正在进行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否认同社会主义，都不能接受。因此毛泽东把苏联定义为社会帝国主义。

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因为老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不可能再派军队到发展中国家去直接掠夺，它的意识形态又与苏联阵营对立，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所以就更不能以国家直接出动军队的形式来对那些不听话的族群或者独立主权国家实行干预，于是就改变干涉方式，动用CIA（中央情报局）去进行贿赂、颠覆、爆炸、暗杀，搞恐怖主义活动。由于这种手段与意识形态冲突，因此CIA在好莱坞影片中几乎成了国家罪恶的代表。

这位智者还指出，在刚刚过去的冷战历史上，两大集团尽管理念和手段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对抗客观上形成一种制衡，并且实际上都是在维持本集团体系的控制，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一旦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没有了对手，美国所采取的手段自然会有重大变化，没有必要再靠CIA的恐怖活动，而是直接把当年苏联在有限主权论之下的军事干涉方式接过来。于是，阿富汗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样，被美国军队从当年美国扶持的武装集团手里又解放了一次。

以史为鉴，可知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实际上不过恢复了过去的手段：以国家的名义直接用军队来进行干预。9-11之后美国的做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正常的，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要求。例如，2000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发生之后，我上网看美国人的反应。在十几个网民的讨论中，只有一个人提出为什么中国飞机没有到我们的家门口来巡视？为什么定期巡视是美国到中国的门口去……

客观来看，没有苏联这个对手之后，采取战争形式来实现国家利益，应该说是阳谋。至于是以反恐为名，还是以反邪恶轴心为名，那都只是一个借口。还在9-11之前，美国就以反流氓国家反恶棍国家为名进行战争准备，当时开列的几个恶棍国家中就有中国——根据美国提出的标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非民主、大规模毒品、大量反人道的行为和黑社会等，这些标准中够一条就算是流氓国家，而美国认为中国够好几条。由于把中国作为恶棍国家，美国从本土派远程轰炸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也应该被看作正常情况。

当前，以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利益，对美国来说条件已经完全成熟，9-11之后打阿富汗，接着是不是打伊拉克？伊拉克之后打不打朝鲜？如果中国反弹是不是就对中国制裁？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并不是天方夜谭。

（二）如何看待美国近年来的战略调整

为什么美国近年来会有如此重大的战略调整？还得从经济上找原因。

80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就持续不断地向下走，而同期非实质经济也就是虚拟经济大幅度地陡然向上。原因就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没有黄金储备的货币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

原来的金本位制度自动弱化，是二战后美国大规模对外援助，造成美元成为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所派生的结果。美国向全世界承诺每美元含有多少盎司黄金，这只是一个被世界各国接受的信用承诺，而不是真有那么多黄金储备。

近年来为什么各国明明知道美国的经济严重泡沫化，美元严重高估约70%，还要把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就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唯一的无以匹敌的军事强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全世界就应该承认：货币发行只有一个依据，就是政府的权力。既然只有政府能够发行货币，那么政府发行货币客观上就征收了铸币税。按照制度学派的理论，政府本来就是要追求租金最大化的。政府每发出一块钱货币，就必然分享一部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那么，越是强势政府，其货币就越变成世界硬通货；而弱势政府，比如乌拉圭、越南，它的货币就几乎不堪一击。金融危机扫荡弱国的事实就验证了这样的道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不再实行固定汇率制，而浮动汇率制又不是以美国对美元随时可兑换的承诺为基础的。所以在美元过量发行、被大幅度高估的情况下，如果它不维持政治强权，就意味着美国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和美国金融资本的崩溃。

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国民即使不懂经济，内心深处也是有感觉的，因为他们半数以上的家庭在股市上炒股，人们几乎不储蓄，大部分是超前消费，凭的就是美国政府可以发行这张绿色的纸。而所有制造业的国家，尤其是后发工业化国家，都不得不以自己最好的资源、最好的劳动力，生产出最廉价的产品，半卖半送给美国人，以获得那张绿色的纸；还得再送回美国，买美国政府债券才能保险。于是，美国反过来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这种金融资本的循环，使得美国能够稳定地占有对全球美元化所产生的资本收益。

这就是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有利于美国金融资本的经济秩序。

今天的美元经济已经严重泡沫化，成为美国政治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这体现了一种和微观领域研究的经济规律不同的国际宏观经济规律：当世界转变成以政府强权为发行货币的依据的时候，货币早已不是一般等价物或者交易的媒介，而是政治军事强权的外在表现。近期内，无论格林斯潘怎样努力，美国股市也上不去，就是因为9-11事件表明美国也不再是全世界最安全的投资场所，因此外部资本流入不断下降，美国股市高峰期外部资本每年大约流入3000多亿美元，而今年已经下降到只有1000多亿美元。虽然近年来有人不断预测美国经济复苏，我仍然同意国家计委（于2003年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王建研究员的观点，只要没有大量外资再次回流到美国股市，美国经济就难以复苏。

当今天人们普遍认为资本能够单独创造收益的时候，几乎已经公认，只有让外部资本不断流入中国，中国才能走上经济发展之路。然而，上面述及的美国现象对发展中国家整个是颠倒的：外国资本买美国的国债，过去收益最高不过4%-5%，现在大约2%-3%；而资本进入发展中国家则必须占有超过15%的高收益回报。很多人在强调引进外资的时候恰恰没有注意到，外资主要和中国的垄断资本谈判，目的是要占有中国的资源向资本转化的收益。

1929—1933年的欧美大危机，本质上是全世界范围内制造业过剩的危机。当殖民地都已经被几个工业国家所占领，再没有什么可瓜分时，当产业资本扩张到了已经没有什么人需要这些东西时，就爆发了那次全球传统制造业的大危机。欧洲工业化小国再没有新大陆可去，也已经把国内的地铁、铁路、公路等基本建设都修好了，因此，德国率先把制造业转向军事。而在军事生产中，正如盛洪博士指出，每比别人多1%的投资，就意味着比别人多100%的比较优势。19世纪末期的日本曾经转向军事工业，于是先后打败了中国和俄国。20世纪中叶的德国率先把投资转向军用，也是既满足了就业，也生产出了战争设备，于是就必然导致战争，并且先走一步的德国在欧洲就战无不胜。

后来，德国人在欧洲的狂轰滥炸打垮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也被欧洲本土之外的美国炸完了。这就给了美国一个空前的机会——欧洲的军事设备只能从美国来。于是美国必然大规模地扩张它的传统制造业，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提升产业结构或是经济结构调整，而是传统经济结构的空前扩张。

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危机：一旦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被用来输出设备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就要转向军事工业，输出战争设备。规律性的结果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战争的形式扩展工业设备生产，不仅向欧洲，而且还向中国输出。

这个对美国空前绝后的发展机会还在于，美国远离欧洲战场，因此它可以在战争中扩张，战后又开展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和日本，乃至于在整个美国势力范围内进行工业重建和国家重建。这个重建的过程，又是美国设备和产品进一步对外扩张的机会。

同理，为什么中国20世纪50年代会得到苏联援助？因为苏联也在战争中利用它的亚洲部分远离战场的条件，发展了亚洲工业基地，并有条件在它战后的势力范围内进行传统工业扩散，导致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两极。

但美、苏两国也有实质性的不同。苏联是非货币经济的计划交换，比如，它把吉斯150生产线挪到中国长春生产出解放牌CA-10卡车，要求中国用鸡蛋和猪肉等农产品来交换；而美国输出设备之后，是要用美元计算归还的；欧洲人虽然是战略盟友，也同样要还债，就要生产很多美国人要求的工业品。接着，就导致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成本低于美国。后来，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和韩国的汽车打败了底特律的汽车生产线，美国全球汽车产业第一大国的地位逐渐衰落。福特不得不在底特律建立一个复兴中心来发展第三产业。

欧洲和日本的工业从50年代恢复，60年代崛起，70年代开展大规模出口，这必然导致美国在战争中和战后大发展的传统制造业出现严重问题。这时候美国的跨国公司大规模对外转移，转而依靠货币资本扩张虚拟经济，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达到80%-85%，成为国内某些学者提出的新经济依据……

从政府操作来看，70年代后期美国进出口逆差问题发生，80年代最典型的调控政策是里根政府大幅度提高利率，促使外国资本大规模地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同期大规模发行国债，解救传统制造业。其实，西方国家冶金和机械等战略产业的保留都是依靠政府投资和关税保护。里根执政8年，政府国债投资2.6万亿美元，用以提升产业结构的层次，进入所谓高科技产业引领的知识经济时代。

里根时代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让一个演员获得里根经济学的美誉，在于美国建立了两个新的结构调整的基础：第一个是资本的基础，外资大举进入；第二个是高技术的基础，得益于政府以国债投资，不计成本地以军事需求来发展所谓的IT（信息技术）产业和BT（生物技术）产业。后来苏联解体，IT产业逐渐转变为民用，例如，到1996年互联网发展起来，就是把军队的指挥网络系统转为民用。

另一方面，这些结构调整也都是经济规律使然。当它的制造业大规模移出的时候，必须有新的产业替代，传统的自由贸易方式当然解决不了它的结构调整问题，政府只能调整金融政策，利率高到一定程度，进入美国的资本当然增加。里根时代创造了美国资本经济的基础和高技术产业的基础，由此孕育了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因此果然真的就有了后来的IT产业和BT产业（当时也是为了战争，为了制造生化武器搞起来的）的发展。另一方面，从80年代开始，美国发展信用卡，社会上也是消费主义盛行。

但是，里根政策也带来了一个恶果，即非政府投资的制造业无法经营下去。记得20世纪80年代，当里根政策使得利率水平大幅度提高的时候，我正在美国进修，看到的情况是到处拍卖（onsale），因为企业和社会承受不了高利率——社会存款利率都高达5%-7%，贷款利率肯定要上升到10%以上——这就导致一般的制造业根本无法在美国本土立足，当然是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

如果这些算是美国人放在河里的一块块石头，我们却不能摸着它过河。尽管美国有些做法和我国1989—1991年的情况相似：那时我国政府曾经大幅度调高存款利率，公布的8年期保值补贴利率可以达到约24%！那么，相应的贷款利率就应该算是高利贷！哪个企业能受得了政府制造的高利贷？当然会产生大量三角债，导致以制造业为主的国企资金成本大幅度增加，逐步趋向垮台。可见，中国也本来就是金融问题、宏观政策问题重于企业微观制度问题。这些情况可以与美国的里根时期相比的是，美国的存款利率最高也不过调到了7%左右，它的企业就受不了，大量移出，使美国经济空心化；不可比的是中国的企业移不出去，因为我们是低质企业，顶多剥夺国内市场，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合乎逻辑地出现了一系列经济问题。例如，1992年以后出现三个投机经济的大幅度增长——股市、期货、房地产。成本过高的资金一下大量投入了这三个投机经济，至今仍然是中国解决不了的烂疮。

再回过头来看美国。里根之后的老布什政府当然看到经济空心化问题，便开始降低利率，一降就降到了2%左右，于是又造成资金外逃。没办法，就去打海湾战争。投资者一看外逃不行，石油主要输出地的阿拉伯不安全，世界上其他制造业为主的地区投资净收益也就下降，只有美国仍然是资本收益高且安全的地区，于是国际资本只好又回到美国股市。这些变化完全符合规律，美国为了国家利益，必然用军事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也可以说：只要资本出逃，就必然导致美国在外边打仗。9-11以后，美国再次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随即这种军事至上的行为就愈演愈烈，必然发动战争。

二、从国际冲突的历史解构西方现代化

为了进一步了解冷战后的这种重大变化，我们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现代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主义阵营还没有建立，美苏主导的两极秩序还没有形成，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就有条件毫不客气地直接以国家名义进行战争，掠夺和控制殖民地。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必然伴随产业资本的对外扩张，这是经济规律使然：大工业一旦形成，必然要求大规模商品输出，商品输出必然与别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发生冲突必然要求代表资本利益的国家采取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而军事手段只不过是政治手段中比较极端的。任何政治问题背后都有其经济原因，因此，在没有形成苏东体系与西方对抗之前，工业化国家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当然就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所以才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国际冲突。

大部分拉美和亚非学者对新老殖民主义都抱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指出，北美大陆在欧洲人进入之前，原来至少有3000万到l亿的印第安土著人口，现在只有80万人。美国建国以后，仅仅在19世纪中叶，就发动了1000多次战争，基本上消灭了印第安人。到20世纪末期，美国的印第安土著人口只剩下80万。如果再加上往北美运输的非洲黑人，到达美国的仅有2000万人，而在掠夺和运送途中，各有同样数量的黑人死掉了。所以仅仅在美国拓展北美大陆的过程中，就有将近1亿的土著和非洲人做了牺牲。今年年初我去巴西，拉美的学者们认为南美大陆的情况几乎相同，他们计算南美有1.1亿的南美土著和非洲黑人死于200年前的殖民地开发过程。这样，南北合计大约2亿人成为美洲殖民开发的牺牲品。

而殖民地的开发和欧洲的工业化扩张及人口的移出，都是高度相关的。

据有关研究，欧洲通过16世纪以后的移民和18—19世纪的三角贸易向殖民地转移了1/4的人口，老牌殖民主义的英国转移出1/3的人口，那3个小岛上的人口流出去，占据了北美和大洋洲两个大陆，其他欧洲国家则占领了南美和非洲，就这样，欧洲对4个大陆的殖民地占领，彻底缓解了欧洲本土人口与资源之间过度紧张的关系。

假定西方已经建立的现代化是我们必须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应该具有的基本常识就是：中国根本没有条件，也不可能按照西方的这种对外扩张的模式来发展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内向型积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只能以西方的经验过程为基础才是科学，在中国则很难说是科学。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不能再进行两三百年的殖民扩张，再杀2亿人；第二，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在人口大规模移出以后，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的科学技术路线；第三，人口与资源过度紧张这种基本国情矛盾必然对国内制度构成制约，搞得我们在是否照搬西方的制度这个问题上进退两难了上百年。19世纪中叶的洋务派先驱者们只能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0世纪初的慈禧太后把引进器物改变为引进制度；也不过让10年后的胡适博士总结出全盘西化的理论，中华民族付出巨大学费，结果只是邯郸学步。100多年了，中国人汲取了大量教训，终于进步到摸着石头过河的水平。

目前我们国内有一系列困境——内需扩大不了，外需扩大却收益太低。像广东的有些出口加工区，只有5%的收益留在广东人手里，95%都流出去了，但低到这种地步还不得不这么搞，还不就是因为中国不可能重复欧美国家当年殖民地扩张的道路吗？所以，客观来说，中国走到今天还是进退两难。而这一点很多人至今都不能清醒认识，也有些人一门心思地以为能摸到西方人放在河里的石头，就能达到现代化的彼岸。

客观地说，中国处在产业扩张阶段，而且是资本和劳动力双过剩，此时我们面对的河里的下一块石头，就是西方人200年前的殖民化，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西方当年搞殖民地的那个条件了。于是，中国唯一能够发挥的所谓比较优势，就是在劳动力资源严重过剩条件下压低劳动力价格，不承认剩余价值，对外杀价倾销。据说今年的广交会已经到了1公斤衬衫卖1美元的地步，几乎等于白送；原来一个五金工具箱能卖到40美元，现在只卖8美元。这些简单的制造业没有技术门槛，谁的劳动力便宜谁占领市场。而压低劳动力价格又必然导致国内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此外就是压低资源价格，有研究认为应该把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算作负值计入GDP。

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讨论过，那时有个关于亚细亚形态的辩论。当时就有人引述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在传统的生产力水平之下，人们无法逾越地理障碍，导致不同的文明发展线索。古代中国对于西方来说，不仅遥远，而且有着无数的地理障碍。南面的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攀，西面是大漠，北面是冻土带、荒原，东面是大海。所以西方人没有过来，因此中国维持着不同于西方的亚细亚形态。后来，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我们才在理论上照搬了被苏联教条化的五个历史阶段，甚至把那些主张中国属于亚细亚形态的学者批为托派。

近10年来，我有机会两次去马克思当年做研究的大英博物馆，两次去巴黎的卢浮宫和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以及欧美其他汇聚人类文明的大博物馆。在对古代文物的观察中，感觉到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形态确实有道理。因为我看到人类文明的发展线索的确差异明显。古地中海和近东的古巴比伦文明，主要是狩猎和采集文明，当地气候温润，物产丰富，使得那里的人可以伸手摘到果子、扔出石头打倒野兽，从那里的3000-5000年前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文化表达主要突出的是个体的人高马大，而有群体场面的则是战争，因此那里产生的是以个体为基因的文明。这种个体文明的侵略性非常之强——它从来就是要打仗的。欧洲最早的《荷马史诗》几乎就是掠夺和战争的描述。

这与古代东方必须以群体劳作才能实现灌溉和防洪的农业文明根本不同。中国最早的政府夏禹王朝之所以与西方不同，恰恰在于它不是产生于战争，而是产生于大禹治水过程中以共同防治水患为目标、以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德政，对沿黄河各部落的成功组织。这也是中国必须强调以德治国的政治传统的本源。

后来欧洲人先扩张到尼罗河流域，再到中东地区、印度。到印度以后就非常困难了，因为地理障碍补给跟不上，所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在西方殖民化进程中没有完全成为殖民地的国家，因此中国属于相对比较独立的类型。这也是中国要走自己道路的历史原因。

四、守拙：重大国际变局下的唯一选择

近代历史上，从1840年到1857年，大英帝国对中国进行了十几年的侵略后得出经验教训，中国这种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超大型的大陆国家是不可能被完整征服的，所以认为中国必须分裂。相应地，所谓大英帝国远东战略，就是各国都可以在中国拥有殖民地，但任何列强不得形成独占利益。然后，这个既成战略又被后起的美国在19世纪末期变成了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成为列强们都认同的殖民化中国的政策。也就是说，英美领导下的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战略其实就是分而治之，逐步肢解；而且从1857年大英帝国远东战略制定之后就基本确定了，那之后没有大的变化。

当前，在重大国际变局下，中国外交政策就应该相对更为谨慎。客观上我们既不可能重复欧洲人搞绥靖政策的做法，也不能像有人要求的那样，一定要站起来代表第三世界大声疾呼。我们不得不继续守拙。

（一）谁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

如果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看，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真正有可能成为美国资本对手的是欧洲。

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都非常愿意看到美国在战略上把两洋改为一洋，把亚洲作为战略重点，把军事力量转移到西太平洋。

毋庸讳言，美国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西太平洋对欧洲也是一个历史机遇。人们已经看到，同期欧盟乘机抓紧东扩、加快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抓紧利用美国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创造欧洲第二次崛起的机会，希望成为可以和美国抗衡，进而替代美国霸权的另一极力量。

我于去年和今年两次去欧洲，和那里的学者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欧洲的有识之士看得很清楚。欧盟国家本身并不想和俄罗斯对抗，但是，北约是美国主导的，欧洲人想从法德军团变成欧洲军团，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然后以之来代表欧洲利益。这当然遭到在欧洲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认为有北约就够了，因为北约的军事主力基本是美国军队，美国战后在欧洲各国的战略要地驻兵，客观上压制着欧洲各国的崛起和对美国的反弹。为什么欧洲各国除了法国之外，大多数政治家对美国的批评非常谨慎小心，因为只有法国领土上没有美军；显然，德国的军队根本对付不了在德国领土上驻扎的美国军队。所以相对来讲，政治独立的、态度比较强硬的，只有领土上没有美国兵的法国。当然，如果这次法国极右翼势力上台，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如果一直是中间势力或是中左势力执政，对美国就不利。而法德联合，推进欧洲一体化，对整个世界再次形成两极制衡是有好处的。

因此，我们应该高度评价欧盟崛起，积极发展对欧洲的经济政治合作关系，尤其应该适度支持欧元汇率提升；同时，必须低调宣传中国的发展，公开暴露制约中国发展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国情矛盾。我们隐含的希望——就像毛泽东当年希望的那样——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遗憾的是，现在对于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来说，军事冲突和战争的威胁已经日益迫近到亚洲而不是欧洲。这时的欧洲人急于想实行绥靖政策，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把战争的祸水往东方转移，尽量让美国人到东方来。

（二）中国周边国际形势

现在中国的周边是多事之秋，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日韩两个重大的亚洲经济体跟中国存在结构性的经济冲突。

问题很清楚，东南亚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那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不完整，没有重型工业，没有原材料工业，没有支撑国家基本建设的大型制造业，只有日本雁阵式战略转移过去的加工业，只可能对我们华南地区一般产品制造业的出口，比如服装、食品等低附加值出口构成竞争。因此中国提出十加一，跟东南亚结盟，这就可能重新形成亚洲的地区经济结构整合，有利于中国的产业输出。

不过，我们这样做，客观上必然和日韩冲突。

20世纪过去的两次大战都是在那些产业结构趋同的国家中发生的，日韩和中国一样，都有着完整的重型工业，由重型工业又必然带动大型机械制造，如造船、汽车等战略产业的发展，然后才是次级产业的发展，所以，越是产业结构完整的国家，其稳定性越强。同时，如果不扩张的话，它的内部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包括我们的国企问题，之所以解决不了，也是这个道理。重型工业结构国家的大型制造业必须是生产线输出才能有活路，这一点是所有的老牌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经之路，而当代的中国就是走不了这条路。我们现在仍然是一般产品输出，既没有产业输出又很少有设备输出。从发展规律看，我们其实只靠对内剥夺完成了原始积累，离真正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有一个不可能逾越的对外扩张阶段。

因此，9-11之后，美国在中国周边形成的基本战略布局是值得我们谨慎考虑的。比如说美国打阿富汗，军队驻到了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于是，就能够扼制西亚乃至整个中亚。中国苦心经营的上海中亚五国合作机制这样一个想整合中亚、协调中国西边石油生产国关系的设想，很快就被美国人打阿富汗给突破了。这就意味着，美国要在中亚搞面向西欧的石油通道不仅得到军事保证，而且得以进一步控制欧盟的石油命脉。而中国修建的西气东输工程，其隐含的战略意图是进一步向中亚五国的石油资源地发展，乃至将来如果可能，发展中、印、俄三角关系，分享里海的石油资源。这个战略意图看来是难以实现了。

中国要按照目前这个工业化、城市化的速度发展，没有外部稳定的石油补给是很难维持的。越来越多的人要买汽车，城市还要改烧天然气，所有这些消耗大量能源的项目都发展起来的话，其结果必然是中国成为一个石油和能源的高度进口依赖国。

日本现在人均消费两吨石油，1亿多人口每年要进口两亿多吨石油。马六甲海峡每天对开180艘巨型油轮，给日本运送石油。就这一个制约因素，使得日本经济即使全球第二，哪怕成为全球第一，也必须紧跟美国。

从目前我们国内的发展情况看，中国预计10-15年之后会实现7亿城市人口的目标。我们即使没有日本那么大的消耗量，按照他们的一半算，再过10年，估算下来我们的石油也将有70%靠进口。马六甲海峡目前已经非常繁忙了，现在海盗又重点袭击油轮。要想挡住中国的这条几乎是唯一的石油运输线，是非常容易的。当年苏联在越南的金澜湾、美国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都建设有大型军事基地，两个超级大国都是为了控制亚洲的生命线。我们过去靠自力更生的时候，经济上没有那么大的外需，军事上可以立足于人民战争，可以没有远洋海军和战略空军，更没有海外军事基地。现在，经济对外依存度近年来曾经达到45%以上，就不得不面对这些既没法回避也没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几乎类似于当年日本在工业化崛起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遇到的问题。

（三）欧盟和欧元崛起给我们的历史机遇

中国不可能有条件成为美国的敌人，当前完全没有必要造成国际上的错觉，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示弱下去，除非关系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否则就不要强出头。中国一旦强出头，那就必然导致日本、韩国更加紧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它们生怕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或者亚洲的强国。历史上，只要中国在亚洲崛起，日本和韩国就没有好日子过。诚如前面所讲，中、日、韩三国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东南亚小国则谁强跟谁走。

我个人认为：真正有条件成为美国金融资本的敌人的，只能是欧洲。美国真的觉得它的战略平衡失控的时候，一定会把战略重点转向欧洲。

欧元1999年刚刚问世时，在国际汇市上就比美元高十几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欧洲经济比美国经济健康得多。美国经济80%靠服务业，欧洲的服务业也就占40%-50%。有人说美元币值高估70%，公认的说法是高估20%。既然欧元比美元币值高，欧洲经济又相对比较健康，必然导致各国调整外汇储备。比如日本1999年大约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假定要调换20%的欧元，就意味着要卖出600亿美元的国债（因为大部分外汇储备在美国都是以国债和其他债券形式存在的）。假定外汇持有大国（包括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等）都看好欧元，为了防范汇率风险，就都要买入欧元同时抛售美元，那么结果是大量资金进入欧元市场，欧元一下子就会被托起来，美元就会被打下去。也因此，才发生了巴尔干战争。

欧洲的巴尔干冲突是长期潜伏的，科索沃危机由来已久。为什么会发展成美国主导的大规模军事干涉？那是因为美国想阻止各国把资本投向欧洲，阻止买欧元的潮流，防止美元垮！所以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的巴尔干冲突到1999年才全面爆发。背后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就是典型的经济原因。欧洲各国发行欧元的前提是各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3.4%，巴尔干战争一打，所有欧盟国家赤字都超过4%，欧元立时就掉下来了，汇率跌落20%以上。各国马上停止调整外汇结构，因为，战争使欧元成为不稳定货币。

按照传统理论，货币被当作一般等价物、交换中介。欧洲区内贸易大于区外贸易，一旦欧洲整合成功，形成欧盟统一货币的情况下没有汇率损失，而区内贸易的实际量就会增加，因此它的经济健康程度大于美国。美国现在实际成了全球最大的吸血鬼，它要把所有制造业国家创造的利润吸到自己这里来，把自己发行的美元给他们，再将美元吸引回来投入自己的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恶性的经济循环。当它的制造业大规模移出的时候，实际上把经济变成了一个从纸到纸的循环。

世界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发生的危机不再是传统的产业资本过剩，而是金融资本过剩导致的危机。欧洲和亚洲的中国、韩国等经济没有严重泡沫化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能够幸免于难，不是因为金融方面的决策或者技术上的操作正确，而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以制造业为主。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完整的，资本市场没有对外开放，所以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没受什么影响。韩国的产业结构相对完整，所以它复苏得最快，只要把泡沫挤出去，产业就会继续运行。同样的道理，从拉美经济三支柱——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情况看，墨西哥、阿根廷先后都垮了，巴西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垮？也是因为巴西是其中产业结构最完整的国家。

金融危机中垮得最深的，是与国家政治强权结合的金融资本。作为以实物经济为主的国家，中国并不担心国际上发生大的金融危机，充其量损失外汇储备。如果美元在金融危机中垮掉，那么中国的2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可能大幅度缩水，但在本币坚持不开放的条件下人民币并不会垮。

国内外很多人希望人民币对外开放，但我认为如果现在开放人民币，很有可能重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厄运，这是因为我们的货币总量太小，总规模连美元27万亿至28万亿的零头都不到，而人民币折合美元充其量才l万多亿美元，无法与国际金融资本对抗。除非有特殊条件把我们国家约40万亿元总资产的80%实行社会化分配，并且根据发展到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交易的需要增加货币发行，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提升国家金融资产的规模，形成与国际资本抗衡的实力。

冷战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联的资源基本上是沉淀性资产而不是流动性资本，由于资源向资本转化、占有资本收益是靠货币化来进行的，因此，解体后的俄罗斯政府承认德国马克在俄罗斯流通，就等于德国政府凭借政治权利在俄罗斯占有铸币税。此时欧洲资本进入苏东，把资产转换为可以增值的资本，就可以取得资本化收入。这给了欧洲金融资本一个空前的扩张机会。俄罗斯在17—18世纪占领了一大片亚洲土地，加上东欧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对欧洲金融资本来说，这是空前绝后的有利条件。而欧洲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加紧内部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和统一的货币，并没有坐失良机。欧元作为欧洲的统一货币进入苏东国家，能够占有苏东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几乎全部收益，使之不被美元资本占有。于是，这两大货币代表的两大资本集团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的。

我在1999年的文章中分析过，欧盟和欧元的崛起意味着欧美两大金融资本集团斗争的开始。欧盟刚一发行欧元，美国就发动巴尔干战争，打了欧洲的下腹部，欧盟各国不得不参战，导致资本大量流出欧洲。后来，2002年1月，欧元正式流通，接着就是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外资从3000多亿美元迅速滑落到1000多亿美元；在美国的外资流入中，欧洲曾经占四成以上，现在则不到一成；同期，欧元的汇率恢复到超过l：1的水平。

在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时期，为什么英国无论哪个党派执政都紧紧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干扰欧洲的统一进程，而且至今不加入欧元体系？关键原因是英镑币值高估，汇率长期比美元高约50%，而金融业是英国的第一大产业，制造业早就从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移出了。如果加入欧元体系，英国的欧洲金融中心地位不保，英镑汇率就会掉下来。因此，英国必须与美国保持紧密的战略同盟关系。

在中国的国际环境变化趋势上之所以注重欧洲问题，就是因为实现了一体化的欧盟，必然形成与美元抗衡的货币体系，而欧元随欧盟东扩一旦真的形成强势，必然置美元于死地。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一旦美国完成控制亚洲的战略部署，在中国周边形成包围，而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不足以缓解人口膨胀的压力，不仅内部矛盾复杂，而且又处处服软，确实没什么可怕之处。那么，美国下一步的重点还应该是在欧洲。

当然，中国也完全有可能长期处于逆境。记得当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我在纽约听一个美国政客说我们能够打破铁幕，当然就能够打破竹幕。美国霸权在亚洲推行若没有任何障碍，则有条件联手日本，先把中国肢解了再去整治欧洲。

但这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正视国际环境和自身问题。如果中国仍然继续保持集中统一的局面，并且得以改变过分依赖外需维持增长的问题，通过类似西部大开发这种内部调节战略不断缓解自身的复杂矛盾，也许会使美国意识到它可能和19世纪中叶的大英帝国一样，在中国无法形成独占利益，而日本、韩国参与中国瓜分又可能在若干年后进一步威胁到美国的世界霸权……或者，这个时期欧洲崛起比较快，欧元对美元打击比较大，等等，那么，美国可能先掉头西顾。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可能给中国留下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空间。

总之，我们希望看到欧洲统一，欧盟迅速崛起；看到俄罗斯和欧洲区域一体化迅速融合。这样，欧洲的金融资本整合苏东资源就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当欧元进一步稳定并且强大到和美元资本对抗的时候，就会迫使美国重新把战略重点转向欧洲。Back

【张维迎：危机中的选择】

理解危机可能比简单出对策更重要

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是一句老话，但今天说起来更让我们刻骨铭心。一年半以前，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景气的信心指数达到8年以来的最高点。即使到2008年年初，企业家信心指数仍然处于8年以来的最高点之列。但到年底，这一信心指数掉到了8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远低于这8年的任何时候。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指数也类似。不过，调查数据表明，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信心的滑坡比中国企业家早了一个季度。今天，无论中国企业家还是中国经济学家，都很难再有一年前的乐观情绪！

企业家信心的变化确实是中国经济景气变化的真实写照。过去12个月，中国工业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增长速度下滑非常快，好像所有企业都在同时犯错误。第二个特征，重工业的下滑速度远大于轻工业，也就是生产资料工业的波动远远大于消费资料的波动。这两个特点也是所有经济萧条的主要特征。应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艰难时期，或者出现了增长衰退。

中国经济的变化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尽管我们的问题出现得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低谷？底部在哪里？有人说是V型，有人说是U型，也有人说是W型。最悲观的说法是L型。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但是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这次危机是根源于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换一句话说，究竟是看不见的手出了问题，还是看得见的手出了问题？对造成目前局面的不同理解和回答，也自然会导致政策上的不同选择。而且，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还关系到未来走向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关系到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有人把这次经济危机归结于市场失灵，特别是经济自由化导致的结果。确实，危机出现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世界大行其道，各国政府都在慌乱中出台各种各样的救市政策：大幅度降低贷款利率，大规模扩大银行信贷，向处于破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注入巨额资金，无节制地增加公共工程投资，刺激消费，强化监管，接管私营企业，如此等等，数不胜数。但事实和逻辑分析表明，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政府目前应对危机的政策与其说在解决危机，不如说在延缓和恶化危机。在我看来，这次危机也许是复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机会。

重温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

让我们回顾一下80年前发生的那次大危机。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虽然与那次危机有所不同，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它们也确实有许多相似的特征。危机之前，一方面，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经济高速增长，价格水平稳定甚至下降，似乎一切正常；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持续扩展，流动性过剩，贷款利率低，固定资产投资强劲，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似乎难以持续。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和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都有类似的特征。

1929—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有人预测到了吗？有，有两个人，而且只有两个人，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准确的时间。这两个人一个叫米塞斯，另一个叫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他们都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耶克后来获得过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之所以能预测到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因为有一整套更为科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大萧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利率过低会扭曲资源配置信号，企业家就开始投资一些原本不该投资的项目，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房地产等资金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对利率的反应非常敏感。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股票市场泡沫会进一步助长固定资产的投资热潮，导致投资过度扩张。越来越大的投资需求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相应上涨，投资成本上升，最后证明原来的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当政府没有办法如之前那样继续实行扩张性政策时，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大萧条由此发生。在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看来，任何一个经济中，人为造成的繁荣一定会伴随一个大衰退。大繁荣和大衰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理论也告诉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价格水平是否上涨，而主要应该看利率水平和信贷扩张，因为从信贷扩张到价格水平的上涨有一个时差，当等到通货膨胀发生时，萧条就到来了！

与米塞斯和哈耶克不同，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太悲观，不愿意投资！

1929—1933年的大危机造就了凯恩斯经济学。在大危机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奥地利学派被边缘化了，凯恩斯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统治了经济世界几十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人们怀疑。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能够成为主流？简单地说就是，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去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而奥地利学派则认为，萧条是市场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释放经济中已经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只能使问题更糟。事实上，如果不是胡佛政府的干预（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限制工资下调、贸易保护主义法律等），那次危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所以，政府特别喜欢凯恩斯主义。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喜欢凯恩斯主义，因为，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对的，政府就会为经济学家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是对的，经济学家在政府里就没事干了。因为他们主张不干预，市场自身会调整。经济学家也是利益中人，凯恩斯主义能够大行其道，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来看一下，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文中对20世纪30年代那次经济危机的解释。他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

格林斯潘40多年前对大萧条的上述解释与哈耶克80年前的解释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几十年之后，格林斯潘的行为可能跟他批评的当年美联储的行为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政者与在野者身份的差别，会导致其行为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

再看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次经济危机。有没有人预测过这次危机？其实也有。有一个叫作彼得-希夫（Peter Schiff）的学者型投资家，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他就预测到次贷危机很快会发生，美国经济会因此进入大萧条、大崩溃的阶段。同一年，国际清算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也撰文认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要发生。另外，美国米塞斯研究所（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克拉斯穆尔-佩佐夫（Krassimir Petrov）2004年就写了一篇文章，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的情形进行对比后，预测2008年之后中国会出现大萧条。这三位经济学家都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或其拥护者，他们分析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自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威廉-怀特认为，就分析当前全球经济问题而言，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更为适用。当然，也有非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在我看来，如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所表明的，这次危机的根源和1929年那次危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中央银行惹的祸。美联储实行持续的低利率政策和信贷扩张，扭曲了市场信号，一方面误导了企业家过多地从事本来无利可图的资本品投资，导致原材料价格和工资的大幅度上涨，造成股票市场泡沫；另一方面，又误导消费者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使得原本不该借钱的人开始借钱，原本不该买房子的人开始买房子，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不可持续的高消费。但社会的真实资源并没有增加。当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转变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升）压力时，政府（美联储）不得不停止货币扩张，利率上升（如果政府继续扩大货币供给，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体系的崩溃）。此时，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开始坍塌，股票和地产泡沫破灭，原来的资金沉淀在不可变现的固定资产（如厂房和地产）中，资金突然不足，投资项目纷纷下马，银行贷款难以收回，信贷收缩，萧条由此发生。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在低利率和房地产泡沫的诱惑下，不该借钱买房的人借钱买了房。但它是导火线，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当利率信号被政府扭曲之后，无论金融资产还是实物资产，定价机制都会失灵。比如，股票的市盈率不再是判断股票价格合理与否的合适指标，因为利润本身是扭曲的。利润是扭曲的，因为产品价格是扭曲的。产品价格是扭曲的，因为利率是扭曲的。这完全是政府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的错误，与放松金融管制无关。美国经济的高度杠杆化是美联储信贷扩张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上述由信贷扩张引发的危机发生的道理可以用米塞斯建房子的类比来说明。设想一个人准备建一栋房子，他拥有的资源（如砖块）只够建一栋小房子，但他错误地以为可以建一栋大的房子，所以开始按大房子的计划施工，打了一个很大的地基。显然，他对自己的错误发现得越早越好，因为这样他可以较早地调整自己的计划，不至于造成太大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如果等资源已经用光的时候他才突然发现自己的错误，他将不得不把建了一半的房子全部推倒重来，遭受投资失误的严重损失。与这个建房子的例子不同的是，导致经济危机的错误信号是由政府发出的！是美联储发出的！

这次危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刺激政策和贷款担保。美国国会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和自克林顿政府开始推行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严重地扭曲了住宅信贷中的商业谨慎原则。中国之所以愿意买几千亿美元的房地美（Freddie Mac）和房利美（Fannie Mae）两房债券，把钱大方地借给他们，正因为这是两个美国政府担保的机构。在这次危机发生的时候，房地美和房利美持有一半左右的住房抵押贷款。有趣的是，房利美正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建立的一个机构。如果政府不作担保，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他们。政府担保之后，放款人不再担心借款人的资信好坏和还款能力，借款人知道被担保之后也就开始放心借钱。这是政府政策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危机与1929年的危机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那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但现在已今非昔比，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济危机必须要加进去的元素。不能理解中国经济就无法完整解释这次危机的原因，不能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就没有办法走出这次危机。

国际上有一些观点认为，这次危机是中国导致的，因为中国人不花钱却促使美国人花钱。这种观点当然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归结于美国的债权人一样。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反击。中国的贸易顺差相对GDP的比例达到7%-8%。外汇储备，1996年1000亿，2001年2000亿，2006年10000亿，2008年达到了19500亿。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一国外汇储备如此快速的上升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假如5年前危机爆发会像今天这么严重吗？我想不会。美国人想要多花钱也花不了那么多，因为没有人给他提供。如果我们的金融体制更自由一些，我们在5年前实现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的升值就会给中国企业及时敲响警钟，会让我们的企业家注意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而不是一味地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搞出口，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外贸顺差，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货币供给增长也就不会那么快，投资规模也就不会那么大。即使美国经济出问题了，我们自己面临的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经济危机一定是多方面行为的结果。放款的人，借款的人，都有责任，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都不行。但根本的问题是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方式。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困难，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造成的。无论哪方面，都与看得见的手的失误有关。

政府救市，还是自由调整

经济出了问题，人们通常会求助于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让政府通过增加信贷和扩大需求的办法把经济从萧条当中挽救出来，有没有可能呢？我抱怀疑态度。1929年危机为什么拖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危机开始后政府干预太多了。现在有人讲是罗斯福1933年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经济，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正是政府救市措施延缓了市场的自身调整，使萧条持续了更长时间。1990年后日本政府救市政策的失败也说明这一点，零利率政策和大量的公共投资并没有把日本从萧条中解救出来。

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打一个比方，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即使把增长一时搞上去了，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

以房地产为例，我同意取消房地产市场上所有提高交易成本的政策和规定，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但仅此而已，我不同意政府去救市。只要交易自由了，该掉到什么价位就掉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1平方米应该是5000元，政府非要维持在6000元，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元甚至3000元，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

现在，各国政府搞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一套：刺激需求。但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的过度消费和中国人过度投资引起的，怎么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刺激消费和投资解决危机呢？

有人说中国人只赚钱不花钱，储蓄率太高。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的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当然，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企业储蓄高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国有企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对它们而言，赚了钱不需要分红，不需要交给政府和家庭，资金成本等于零，甚至是负的（如果预期花不完的钱将来会被上交的话），不投白不投！一方面是无效的投资，另一方面，居民却没钱花。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些评论家也经常引用这个数据。但这个统计数据很让人费解。如果按这个统计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顾，我们发现，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那么，为了GDP的增长，我们究竟应该刺激消费、刺激出口，还是刺激投资？

这个问题说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提供不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知道，推动经济增长的是生产、是供给，而不是需求。是供给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如果刺激需求就可以发展经济，我们早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刺激需求，但是之后中国经济有了新飞跃。为什么？因为邓小平扩大了个人选择的自由，个人有了创业机会，可以经商做企业，经济自然就开始增长了。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像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通过产权制度和激励制度的改进来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需求，把储蓄看成是罪恶。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让居民增加消费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收入，收入增加了，消费自然就会提高。

尽早尽快地释放民间活力

我想提几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只有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才有可能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要刺激投资的话，主要应该刺激民营企业的投资，而不是国有企业的无效率投资。

第二，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就不会那么严重。反过来说，如果不改，我们很难走出低谷。汇率的改革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就准备开始了，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使我们变得过分谨慎，认为外汇储备拿在手里就安全，不敢继续前进，一拖就是十几年。现在看来，过多的外汇储备和过少的外汇储备一样有害。

第三，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说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的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因为它大大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合同法对经济的伤害不仅仅是成本，也有对企业文化的伤害。现在，企业管人越来越难了，又要变成过去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了。所以，我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

第四，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经济学研究的是国民财富（wealth of nations），而不是国家财富（wealth of states）。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国民手里。我想，可以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

首先，要考虑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因为那样只能导致腐败和造假。要降就一起降，包括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减税不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问题，而是通过调动积极性增加国民财富总量的问题。税率降低了，政府的总收入反倒可能增加。

其次，应将国有企业股票的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谢国忠等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我完全同意。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分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参与资本收入分配。现在中央控制的上市企业的资产价值是15万亿左右，政府持有70%-80%，如果我们拿出40%就是6万亿。我不是给你一个鸡蛋，而是给你一只会下蛋的母鸡。如果省级和市级政府也能把自己控制的企业的股份的一部分分给当地的居民，就有很大的财富效应，有助于增加消费。这样做不会影响政府的控制权，因为政府仍然是最大的股东。这样做也不会出现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导致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因为分在手里的股票是有市场价码的，持有人很清楚，可以公平交易，不可能被少数人廉价收购。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国有股的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如果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当然，具体的操作程序还要仔细研究，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拿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给老百姓。短期来讲，这可以带来财富效应，刺激消费，因为人们有了财产才敢消费。长期来讲，可以降低国家和政府的经营压力，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还想强调，企业自身也要进行调整。该破的破，该卖的卖。这样的话，危机之后，经过产业整合，可以出现规模较大、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我相信，这次危机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使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我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国外一些大企业，OEM（代工）不是直接交给中国企业，而是通过中间商转包。为什么？中国企业的信息化太差，交给它制造的东西没有办法监控。如果我们中国企业的信息化程度提高了，人家就会更信任你，很多单子就会直接交给我们去做。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关系到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然，最终还是要有自主品牌。这次危机当中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遇到的困难就比没有品牌只做代工的企业要小，我想这也是一个教训。

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被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也许这一次大萧条，就是中国的机会。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它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20年、30年或者50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Back

【用量子纠缠编织时空】

Clara Aldegunde. Physics World，2022，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王少江、李理编译

本文选自《物理》2022年第9期，《赛先生》获授权转载，略有修订。

借助一些简化模型和数学工具，理论物理学家们的工作揭示出宇宙的时空结构来自于量子纠缠(图1)。这种新颖的观点可能是人们朝着量子引力和长期寻求的万物理论迈出的颇具希望的第一步。

纠缠是一种纯粹的量子现象。处于量子纠缠中的粒子，无论相隔多远，当其中一个粒子的状态发生变化，另一个将立刻受到影响。这种强烈的相关性似乎超越了空间和时间。例如，一旦知道一个粒子的自旋，就能马上确定另一个粒子的自旋。也许，正是基本粒子之间的这种深层量子联系将空间和时间连接在了一起。

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引力被描述为时空的几何性质，而物质的能量和动量分布直接决定了时空的曲率。虽然广义相对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仍然只是一个经典理论。物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一个自洽的理论来统一描述引力和量子力学。一个诱人方案是上面提到的时空结构本身可能起源于量子纠缠。

1998年1月，Juan Maldacena提出了AdS(反德西特)/CFT(共形场论)对偶，即具有负的常曲率的AdS时空中的引力理论等价于其边界上的量子理论。虽然AdS时空跟真实的宇宙十分不同，但是通过研究这个简化版宇宙中时空和量子力学之间的对偶性，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出发点来回答物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时空最终是由什么组成的。

上面的对偶性是全息原理的具体实现。全息原理的概念是由Gerard ’t Hooft在1993年提出：一个引力系统的独立自由度由它的边界面积来测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黑洞的热力学熵不是正比于黑洞的体积，而是决定于黑洞的表面积。就像电视屏幕的二维像素阵列可以给出三维图像一样，时空也可以用这个全息面在数学上用更少的维度来描述。全息原理表明，三维空间可以通过场来穿插连接，当以正确的方式构建时，就会产生额外的第四个维度，从而产生时空。低维全息面(三维量子描述)将作为四维体空间的边界，而这个四维的体空间正是由边界上的量子纠缠所产生(图2)。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Ted Jacobson在1995年的研究工作表明，更多的纠缠意味着全息面的各个部分连接得更紧密，这使得时空结构更加难以变形，并导致更弱的引力。事实上，如果从我们称之为全息面的量子力学描述中去除所有的纠缠，我们也就没有了时空。纠缠熵是对两个系统之间纠缠程度的度量，理论物理学家已经能够直接将其与体空间的一个极小曲面的面积联系起来，后者与纠缠熵成正比。因此，当我们让全息面上的纠缠趋于零时，大部分体空间区域(时空存在的地方)也会消失。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来说明时空在本质上是量子的，并通过全息面的不同部分之间的纠缠联系在一起。

图2 (a)全息原理在 AdS/CFT对偶中的示意图，高维时空中的信息储存为低维边界上的量子比特；(b)边界上的量子纠缠连接了全息图的不同部分

量子比特是具有两种(或更多)可能状态的量子系统。经典比特可以取值0或1，但量子比特所具有的量子特性使其可以处于叠加态。如果把这些量子比特纠缠在一起，知道其中一个的状态就意味着知道另一个的状态。这个概念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任意数量的量子比特的集合。将每个量子比特与其邻近的量子比特纠缠会产生一个二维网络，进一步纠缠这样的二维网格就会产生三维几何结构。这就联系了前面Gerard ’t Hooft的想法，因为发生纠缠的量子比特在它们存在的维度之外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维度，这也就解释了全息原理中引入的体空间及其边界的存在。但是，考虑全息面上两个遥远的子区域纠缠在一起形成它们之间的时空体，信息从一个子区域瞬间传播到另一个子区域，这不就意味着超光速吗？事实上，光速仍然是物理的极限。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纠缠并不发生在时空中，它创造了时空。就像岩石或橙子是由原子组成的，但它们并不表现出原子的物理特性。所以构成空间的元素不需要是空间的，但如果以正确的方式来组合，就会具有空间特性。

美国斯坦福大学Monika Schleier-Smith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尝试在实验室中对高度纠缠的量子系统进行精确操控，看看是否会呈现出某种时空。在2017年，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物理学家Brian Swingle发现，由纠缠构建的具有正确性质的几何体必须遵循引力场的运动方程。在Schleier-Smith的实验室中，他们正在尝试精确控制原子之间的纠缠，以便能够逆转它们的相互作用，希望可以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时空。CFT模型通常过于复杂，很难用现有的数学工具处理，因此尝试在实验室中找到它的引力(AdS)对偶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这仍然需要发现比目前理论上研究的系统更加简单的系统。

为了能够通过实验检验上面提出的时空起源的想法，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探索如何通过控制量子纠缠来产生满足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时空几何对应物。研究发现所需要的纠缠几何形成树状结构，其中每对纠缠的原子都与另一对纠缠在一起，这种单独的、低层次的纠缠最终构建成一个完全纠缠的系统，进而产生时空体空间。在实验室中观测这种呈展时空的关键是用光来囚禁原子以引起纠缠，然后使用磁场控制它们。为了实现这一点，在实验中真空腔周围布满了镜子、光纤和透镜，真空腔中的铷原子被冷却到绝对零度以上几分之一度，然后使用特别调制的激光和磁场控制纠缠。这种设置似乎真的在实验室中创造了全息——人们可以在量子尺度上逆转时间。它将可能为Swingle的理论提供实验支持，重要的是让科学家能够检验量子力学和引力之间的联系，离统一现代物理学更近一步。

这条线索是否会引导我们走向量子引力和万物理论这一物理学家的终极目标呢？世界各地的许多物理学家目前正在开展研究，并报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把纠缠理解为一种几何结构可以使我们能够将其与引力进行比较，并检查它与广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场方程的对应关系，从而解决现代物理学最大的难题之一。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依赖太多假设才能将量子纠缠与时空结构的形成联系起来。这里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将纠缠跟广义相对论中的度规张量联系起来，后者包含有关时空几何结构的所有信息。一旦完成这一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时空模型推导出爱因斯坦场方程，从而解释在简化的AdS宇宙中引力是如何从纠缠中产生出来的。AdS模型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它的几何结构跟我们真实的正在膨胀的宇宙相距甚远，因此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将这些发现扩展到真实的宇宙。

尽管存在这些尚待解决的问题，这个玩具宇宙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例如，体积和面积在AdS和我们的宇宙中都以相同的方式随尺度变化。为了进一步阐明纠缠和时空的联系，一个自然的想法是考虑更复杂的时空结构，无论是在数学上(例如使用张量网络来表示黑洞)，还是在实验上(因为Schleier-Smith到目前为止只创建了简单的时空结构)。有趣的是，即使当纠缠熵达到平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黑洞内部虫洞的体积仍然会随着时间继续增长，这暗示着仅仅考虑纠缠还并不足够编织出全部的时空结构。Back

【福特、大众：养死了一个500亿估值独角兽】

来源：金融界

没有任何征兆，一度估值超过70亿美元的自动驾驶独角兽企业Argo AI，被曝即将关闭。

Argo AI也许没有如雷贯耳的名声，但其悲剧性的收场让类似于投资价值、企业护城河之类的说辞变成了真正的陈词滥调——自动驾驶赛道，出身于谷歌的创始人，轻而易举的巨额融资，背后世界级汽车巨头的支持等所有光环，一夜之间失去了法力，同时也无可争辩地验证了真正的行业寒冬。

现在的问题是，这家被视为自动驾驶最新殉道者的公司，到底做错了什么，才遭遇了导致其多达2000名员工失业的厄运？

迄今为止，创始人布莱恩-萨利斯基（Bryan Salesky）仍保持沉默，但还未关闭的Argo AI官网展示的信息可能给出了一种解释——以大公司的做派运营一家初创公司，是导致其巅峰坠落的重要原因。

Argo AI的大公司玩法包括：过于强调短期难以实现的安全技术，对商业模式兴味索然；用价值观运营公司，以及盲目建设超大基础设施导致资金浪费，等等。

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布莱恩作为CEO领导的Argo AI是一个初创公司，不如说其更像是在运营类似于谷歌那种不差钱公司设立的未来研究部门，或者是一个拥有大批捐助的大学研究机构。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布莱恩和他的联合创始人彼得-兰德尔（Peter Rander）无疑都是精英管理者，他们是卡耐基-梅隆大学国家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工程中心的校友，并且分别在谷歌和Uber的无人驾驶项目扮演核心角色，这让他们离开各自的岗位选择创业合乎逻辑（尤其是在2016年那个时点），但在拿到福特和大众汽车集团大手笔投资的情况下，只让Argo AI存活了6年就遭遇灭顶之灾表明，在一个大公司的荫庇下带领团队不断取得进展，和创立一个公司并担任CEO或者总裁承担的责任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更多考验的是技术领导能力，后者需要的是运营一个公司的领导力。

这种区别甚至在Argo AI最为看重的安全价值观上一目了然。

安全是基石，也是我们每天的工作方式。Argo AI在官方网站的一份设计精美、充满创意的文档中写道。

根据布莱恩的说法，他对安全的理解来自于15岁时其母亲遭遇的一场车祸——她驾驶的车被摧毁，所幸她只是断了一只手。

所以Argo AI对安全的执着无可厚非——尤其是在沃尔沃汽车同样把安全作为自己标签的情况下。提供安全可信赖的L4级无人驾驶系统愿景是Argo AI的核心价值。正是基于此，在Argo AI成立后的第二年，美国本土汽车大佬福特就承诺在未来5年投入高达10亿美元资金。

这笔投资让其名声大噪。19年，Argo AI又获得了来自欧洲的汽车巨头大众汽车集团价值26亿美元的投资。

这两笔投资落地后，福特和大众共同控股Argo AI，同时也为管理层保留了股份，并且不干涉公司把成熟技术输出给第三方。

当时Argo AI所处的位置很舒适——它既可以把福特和大众视为关键投资者，还可以视其为拥有年度销量超过1000万台汽车的超级客户。

问题很快就出现了——Argo AI并未如沃尔沃发明并推广安全带一样，把L4级无人驾驶技术应用于福特或者大众的任何一台量产车上。所有与时间表有关的内容都落空了，包括福特打算在2021年部署量产版L4无人驾驶汽车的计划。

如果试图找出原因，不难发现与安全有关的条款充斥在Argo AI的研发策略、流程、监管等各个角落。

没人会介意安全本身——就像布莱恩的母亲曾遭遇不幸的车祸一样——但是当Argo AI的安全策略是通过一砖一瓦，逐条街道、逐个街区、逐个城市的形式去实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征求类似于自行车骑行团体、行人团体这种社会组织的意见时，实际上已经跳出了纯粹的技术范畴。

Argo AI也因此为自己增加了数不清的Corner case。这种类似于基础设施的事务，已经超出了Argo AI作为一家商业公司所能控制的范围。

但Argo AI对这种义务乐此不疲。到此为止，安全这个指标事实上已经虚无化，连带着L4无人驾驶的实现也遥遥无期——Argo AI作为一家商业公司，承担了类似于NGO组织的角色，需要与社区、官员、骑行团体等所有交通参与方沟通并获得对方的支持，由此实现自己部署一个优雅无人驾驶系统的愿景。

这让Argo AI背上了诸多无谓的义务——每一项义务背后都是成本。

在加州高铁修了差不多20年还未完工的背景下，想要让包括福特和大众在内的投资者相信Argo AI能够在一个可以期待的时间推出无人驾驶系统，无异于天方夜谭。

Argo AI给出的进度延后理由是无懈可击的——在Argo AI，我们谴责炒作。我们不做空洞的承诺。相反，我们务实地构建未来……无人驾驶可能是一场革命，但它不是一场竞赛，这需要时间、决心，以及与每个社区的真实联系，Argo AI在自己的网站上写道。

Argo AI指，布莱恩和彼得两位创始人从未试图推销（有关自动驾驶的）科幻未来，也从未用流行语掩盖自己的技术能力。

投资机构似乎读懂了Argo AI对安全的潜台词，并有了新选择。

福特在2018年中就在找备胎，成立福特自动驾驶子公司（Ford AV LLC），主要就是搞自动驾驶系统整合、前瞻技术研究、用户体验等，这些业务和Argo AI几乎完全重叠。

另一个关键股东大众汽车集团也在2021年初整合了自己的软件部门成立了Cariad，并且强调要自建ADAS/AD （智能驾驶辅助/自动驾驶）技术堆栈。

当两大投资机构做出同样的选择时，它们不再为Argo AI注入资金符合逻辑。

另一方面，Argo AI自己的资金使用效率也难言乐观。

热衷于为价值观买单的初创公司

2016年底成立时，Argo AI只有15名员工。6年后，它成为一家拥有超过2000名员工的大公司。成立至今，因为L4级无人驾驶技术未能落地，Argo AI从未真正建立正向业务循环，这意味着其必须依靠股东注入资金才能保持运转。

对任何一个公司来说，拥有一个2000人的团队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也是一个财务噩梦。庞大而又富于才华的团队花掉了大笔预算，却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在这家高科技公司工作——因为Argo AI在招聘方面，也遵循价值观规则。

Argo AI专门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强调其雇员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代表了不同的种族、性别，乃至性取向，等等。

更进一步的是，Argo AI还推出了一个项目，以招聘、培训一些截然不同的求职者，比如自闭症患者。

这家公司的一位主管说，Argo AI试图让事情变得更公平，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之一是，‘我们’比‘我’更伟大。我们能够认识和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以及员工之间的多样性，这一点至关重要。

Argo AI还雇佣了各种看上去与自己的业务关联不大、或者可以选择外包的员工，比如赛车手，等等。

在美国的叙事语境下，Argo AI的行事风格都是正确的，但显然它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大公司、而非初创公司的位置上。

这种大公司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2017年刚宣布拿到福特汽车投资不久，Argo AI就收购了一家激光雷达公司。

为了测试和验证自己的技术，Argo AI还在匹兹堡修建了一条占地高达50英亩、融合了摄像头和传感器等各种设备的自动驾驶测试车道。

事实上，除了大型车企之外，很少有无人驾驶公司自己花钱修建测试车道。

在这个过程中，Argo AI的技术和业务边界像摊大饼一样越来越大——作为一个自动驾驶平台，其还投资了高清地图，以及云通信工具等业务。

其他明确的花钱项目还包括，Argo AI在3年前宣布向卡耐基-梅隆大学国家机器人工程中心投资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相关研究——这笔资金分5年支付。

Argo AI在官网的文件中说，公司拥有资金、合作伙伴、人才、耐心、纪律，以及管理层合理的乐观精神来执行（战略）——但很显然，Argo AI从投资者处获得的资金并不是无限的。

但Argo AI并非一无是处——它能存在6年，并拿到巨额融资，本身也有值得肯定的好故事。3个月估值飙涨30亿美元，这种好事不常有。

布莱恩和彼得创立Argo AI的时机不能再好了。2016年底Argo AI成立时，通用已经收购了自动驾驶初创公司Cruise；Waymo作为谷歌的自动驾驶部门，正在谋划从后者独立出来开展业务；Uber的自动驾驶部门ATG（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也被认为是未来出行的希望。

这让当时的福特汽车慌了。所以当布莱恩和彼得带着名校、大厂的光环出来创业时，很快就成为福特汽车布局无人驾驶的理想目标。

更明智的一点在于，布莱恩和彼得一开始就知道，如果Argo AI想要在全球开展业务，就不能单独行动，而是要与汽车制造商一起进入市场。

他们甚至刻意减少了对风险资本的依赖——因为相对于风险投资家，汽车制造商能够做出可持续的长期承诺，包括资金支持。

考虑到无人驾驶技术是一项长期游戏，传统的风险投资模式并不是Argo AI筹集资金的唯一途径。Argo AI负责资本市场的副总裁乔-海耶（Joe Heyer）说。

当然融资过程也充满了各种谈判技巧。比如在2018年，大众汽车集团也出现了当年福特那样的无人驾驶焦虑症。

新上任的大众集团CEO赫伯特-迪斯，寄望于通过并购，迅速完成对无人驾驶技术的部署。他曾推动大众收购另一家无人驾驶技术公司Aurora，但被拒绝。

2018年10月，迪斯又打算以120亿欧元的价格购买Waymo 10%的股份，却被大众集团董事会驳回。这让Argo AI差不多成了大众唯一的选择，而前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从而在谈判中完全拿捏了大众汽车。

这场谈判持续了差不多半年之久，其中原因在于，大众一直对Argo AI的无人驾驶技术能力存疑，所以最开始拒绝投资，而是倾向于合作研发。

事实上，Argo AI自从得到了福特1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以来，其技术实力就一直是一个谜，而福特则极力希望大众能够投资Argo AI。

在汽车智能化转型的巨大压力下，大众最后开始妥协，但还有所犹豫——2019年初双方接触时，为Argo AI商定的估值是40亿美元，大众将投入17亿美元——其中6亿美元是股权投资，其余11亿美元用于研发运营。

7月份双方谈妥时，Argo AI估值变成了超过70亿美元，大众的投资额达到了26亿美元——10亿美元是资金，旗下位于德国慕尼黑的无人驾驶部门AID作价16亿美元并入Argo AI。

福特汽车拿到了极为可观的利益——其继续履行此前对Argo AI承诺的10亿美元投资中剩余的6亿美元（也就是说2019年前福特只花了4亿美元），同时还将在3年内向大众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Argo AI股份。

这场谈判对于Argo AI来说是一场重大胜利。很显然，类似于大众这样的好股东，不会再有了。这是Argo AI在过去6年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只可惜它没有机会看到无人驾驶终局的情景。

联合创始人、Argo AI总裁的彼得-兰德尔说：我们真正擅长的是什么？答案是为无人驾驶汽车提供动力的技术平台——包括无人驾驶汽车的眼睛和大脑。但在与主要汽车制造商合作的背后，是一套务实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让Argo AI拿到了很多钱，成为超级独角兽，但也让其走向终结。Back

【李书磊：学术的困惑】

专业化与职业化使学界形成一个职业利益集团

说专业化，是说原来所有的专业都难免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在市场社会的格局中逐渐减退，同时大量的留学生回国执教、大面积的对外学术交往、国际学术规范推向普及。90 年代中期各杂志上展开的关于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讨论最终起到了统一思想的效果。从论文结构到加注方法的学术写作规定，从核心期刊、权威索引到引用率的学术评价体系，各种要素的确立使学术专业化具备了雏形。

说职业化，是说原来的学术并未形成为一个职业利益集团。市场经济唤醒了学者的利益觉悟，也为学者的利益满足提供了空间。学者们从前习惯于为抽象的理想与理念而斗争，至 90 年代，开始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一时间学者的诉穷、斥穷的声音盈耳。若干半吊子的学术史家满怀艳羡地数说起了三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收入与待遇，并不准确地折算出了几乎是天文数字的教授工资，同时还算出教授与工役四五十倍的收入差别。虽然这些史家并未考虑当时政府欠薪、教授索薪的常见情节，并未论及大量知识分子失业的背景形势，更无暇辨析教授比工役工资高出 50 倍在道义上是否妥当，但他们以历史叙述来指涉、匡正其时学者利益过分失落状况的动机却是无可厚非的。知识分子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强势利益集团，比下岗工人、比收入徘徊乃至下降的农民都要厉害得多。经济、社科学先获得较大利益，人文学者也紧随其后小步快走。90 年代末低工资（相对国外而言）外的高补贴（相对工资而言）制在高等学校推广，这标志着学者的比较利益已得到稳定上升。此外，课题费、稿费、讲演与咨询费也称得上可观，尤其对于知名学者而言。利益较充分的满足是学术界职业化的前提与动力。收入微薄时只是勉强从业，收入丰裕时才能乐业，才能对自己的职业有归属感，才能在职业不断发达的同时将自己越来越深的职业化。

在专业化与职业化双重作用下学界的艰难选择

90 年代末，当代中国社会人文学术界初步实现了专业化与职业化。专业化与职业化是环境与学者的内在愿望双重作用的结果。它固然给学者带来了满足，但也带来了新的困扰。在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现实中，这种困扰还挥之不去。

学术职业化之后，学术生涯的意义首先就成了问题。西方学者有僧侣血缘，中国学者有士大夫血统，这种血缘和血统都指向学术的神圣性。所谓神圣性，就是一种无限和绝对的追求。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上承孔孟的情怀，千百年间一直是定义学术生涯的豪迈之词，它对历代学者确实有巨大的精神引导力量。所立之心与所立之命、所继之绝学、所开之太平代有新义，但这种神圣化的精神结构却代代相传。20 世纪 80年代前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倒同这种精神是契合的，而今天职业化的学术则与之相疏离。职业化的另一幅面孔就是世俗化，它消蚀了学术的神圣意味，将学术的目标限定在有限的层面上，将学术活动变成谋生与谋利的活动。仅仅在一百多年前，龚自珍还把著书都为稻梁谋自责为一种堕落，今天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职业化的势头迅疾而来，它快得甚至不容人们做好准备，于是目前这几代学者就成为过渡性的中间物。旧时的神圣情怀与英雄人格尚在，暂难纳入到职业伦理的框架之中，结果是神圣情怀固然无处着落，职业伦理又绝不足依凭，行为的失序也就难以避免了。与行为失序相伴的是心理失衡，身心不适应、精神不满足的痛苦时时袭上心来。如果学者生涯仅仅是出卖知识产品并从中盈利，人生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精神劳动者本来比其他从业者有更强的精神需求，但市场体系却漠视这种需求，将他们与其他职业者等量齐观。这真是恼人。贫困的时候固然想富裕，但如今果真富裕却也无聊得很，更何况这种富裕又是以放弃自由、浪漫而高蹈的精神历险为代价的。大学的企业化取向与企业化管理，量化的业绩评价方式，超量的课时，同事间无休止的竞争，职业化带来的这种种局面不仅消解了学者们为真理而斗争的高调的自期，也消减了他们为知识而知识的低调的自娱，使他们成为自己无法掌控的机器上的零件。

有趣的是，职业化及其引发的失衡无据的过渡期心理所带来的不仅是高尚的精神痛苦，亦有并不那么高尚的恶性行为。比如说过分逐利。利益之心的觉醒是正常而正当的，但利益之心一旦觉醒往往会膨胀，并不容易知止。事实上，学术在市场社会所获得价值实现是有限的，它可以为学者们提供比较体面的生活，却无法提供工商阶层所拥有的豪华生活。但有时学者们难免生出与商人攀比之心，想作为知本家与资本家比高。这就会使学问变成急功近利的俗学或者逢迎阿世的曲学，甚至成为欺世的伪学。学者们应该明了求利之道与求利之度，在一定的限度上坚决止步，以保证学问的淳厚与地道。这往高里说是一种人格操守，往低里说是一种人生智慧。否则可能既求不到利又求不得学，徒使人生变成仓皇的追逐。即使侥幸求利得利也未必可嘉，学者成为大款虽不算是羞耻却也算不上光荣，学者真正的光荣是成为大家。再比如说行为的庸俗化。较雅的庸俗化诸如热衷于同国际名校与学术名人建立关系，将操持学术会议与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当成最高目标，虽然渺小却也可以容忍；较低的庸俗化则是跑教授，跑学位点与各种基金与基地，乃至行贿，这就变成文化的自我否定了。

专业化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利弊兼具的。我们目前所说的专业化，指的是来自当代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学术话语系统的进入与主导。这种专业化消除了意识形态化理论学术的空洞、肤浅与虚假，提高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准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能力，它确实具有指涉真实对象的诚意与功能。不过，外来的学术概念毕竟源自外国的经验与问题，它在部分解释中国经验的同时，也会误解、掩盖甚至歪曲中国经验；来自中国生活的生动知识可能无由进入专业化学术的表达渠道，而中国传统学术方式所拥有的潜力也可能被压抑并埋没。专业化还意味着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挤与替代，意味着社会科学对人文科学的介入与统治，这无疑会减少我们知识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丰富性。学术规范的程式化有可能造成一种新的八股，在扼杀思想的同时，也剥夺了学术表达本有的乐趣，而对翻译概念的过分依赖，也会使学者减弱对母语的亲近、热爱与运用能力。由于社会境况的差异与隔膜，来自西方田野与十字街头的学问在中国还可能变成纯粹象牙塔中的东西，成为少数人苍白无力的自说自话。尤为严重的是，因为西方学术由名校、名刊、名人以及文化资本等因素所建构的强有力的话语霸权，要纠正它带给我们的弊端将会是异常困难的。这或许需要我们兼具接受的勇气与选择的智慧，兼具包容力与自制力。

从学术的社会功能看国家与学界的互动能否达成双利双赢

与职业化并生的是学术的社会功能问题。现代社会设置社科人文学术部门并不只是想让这些部门传承文化，这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短视特征。它到底想让学术界为它眼前的利益做些什么呢？

培养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肯定是社会为学术机构设定的目的之一，在西方历史上，大学的扩张就同工业社会对专业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直接相关。工业对技术几乎是无限的需求，是大学内外自然科学研究部门迅速膨胀的原因，那么社科人文的研究部门呢？知识社会学家相信，现代社会科学乃是现代国家为实现对工业社会的有效治理而设，工业社会日益复杂的形态，使国家必须借助社会科学才能了解、理解并驾驭它。社会科学为国家与政府搜集并分析信息，提供解决问题、应对危机的理念与对策。同时，现代国家的世俗性质给它带来的脆弱性，它面对的阶级斗争与利益冲突的尖锐性，也使它必须依赖社科人文来完成对社会的文化整合，正如比约恩·维特罗克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新的国家形式，今后都不得不借助于各种学术论说来论证社会制度的正确合理，并使其成员能够理解。现代学术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立的，尽管学者们也许自认独立。二战以后，西方的国家、财团与社会制度对社科人文的利用有增无减，以至于米尔斯惊呼美国的主流学术机构乃至整个学术体制都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了，已成为国家的科学机器，体制外的私人独立研究已经不再可能。利用当然是同巨额的资助相连的，在这种互动中，国家与学界达成了双利双赢的皆大欢喜。值得指出的是，在此过程中社科人文既是维护、稳定社会的力量，也是改革、修正社会的力量，国家也在对理性力量的借重中增进了自己理性化的程度。

中国现代社科人文的最初建立带有鲜明的对模仿西方的性质，并未同国家的真实需要相呼应。可以想见，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军政权与其时还不成熟的工商阶层并不能真正产生对社科人文的真实需求，它们只是把大学和学者作为点缀，所以其时的大学孕育了同国家的统治者利益相远离与相反对的两种倾向：钻故纸堆与鼓吹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 30 年间，因应革命政权的需要，革命的意识形态成了思想学术的基调，学术界充分发挥了文化整合与文化动员的功能，却未能有效发展认识社会、反映问题、提供对策的功能，当时的社会基本上靠革命政党与革命领袖的军事斗争经验来重建、维持并推动。所以，经济学只剩下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干脆被撤消。那时候意识形态与学术、党和政府与学术界是合一的。至如今，意识形态与学术已经分离，党和政府的政治语言乃至大部分工作语言仍是意识形态化的，而学术界却已同国际接轨，在用另外一套语言思考并表述了。这两套语言缺乏沟通的机会与渠道，以至于学者们的智慧与成果不能被党和政府充分汲取，主流意识形态也难以从新的学术理论中吸收新鲜的营养来丰富自身，更难以在学术界发挥应有的思想影响力；同时，学者们也难于了解、理解并分担党和政府面临的困难与压力，因而常常不能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真实的、有价值的问题，不能获得充足的研究资助。这两套语言、两个系统的疏离，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并且可能引发政治上的隔膜。党的思想理论界如何采取更开放的姿态，同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充分地沟通、交流乃至平等的交锋，使党的意识形态能不断丰富并日益公共化；政府的决策如何更加科学化，怎样设置向学术界咨询的法定程序；学术界怎样体认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合理性与国家利益的正当性，体认渐进改革的弹性与前景，怎样使工作获得更多的支持与资助，使成果有更大的社会效用：这些都是中国下一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惟愿现代中国社会在和解与和谐中走向成熟。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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